●穆青《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咯》发表后，不少人认为这篇文章材料比较充分，用事实有力地回答了。谁最有权接管东北。的问题，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反响。但我自知，要全面反映东北抗联的斗争情况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必须报道，他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，抗联前期的主要领导人杨靖宇烈士。杨靖宇同志是中共早期党员。东北沦陷后，他也是最早遵照党的指示，在东北发动群众，组织武装抗日的。在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中，他带领队伍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，最后不幸壮烈殉国。他死之后，曰寇残忍地解剖了他的尸体，发现胃里除了草根、树皮和棉絮之外，竟找不到一粒粮食。他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，不但鼓舞和激励了所有的抗日军民，甚至连敌人也为之叹服。在采访周保中时，许多抗联老战士谈起杨司令，都眼含热泪，纷纷向我诉说他的动人事迹，同时希望我一定要好好地予以宣传。当时周保中还对我说，最了解杨靖宇的是长期和他并肩战斗的金日成同志，特别是杨靖宇最后牺牲的情况，金曰成同志很清楚，所以，要写杨靖宇，必须找机会到朝鲜去采访金曰成同志。我回到报社曾向报社和东北局汇报了这一情况，有关领导都非常重视，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同志对我说，作曲家郑律成同志的夫人丁雪松马上要去朝鲜，她和金日成同志很熟，我们让她给金日成同志捎2001．9个信儿，你先作点准备吧。几天后，我就接到通知，拿着东北局的介绍信，兴冲冲地出发去朝鲜了。当时去平壤最便捷的通道是经通化至集安，然后从那里过鸭绿江大桥。我到达通化时，恰巧碰到正在这里采访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骆风同志，他得知我要去朝鲜，便一再要求和我同去。后来经过请示吴文焘，也得到了批准，这样我便有了一个同伴。当时我们两人都穿着军装，而且还很破旧，既然是出国采访，这身装束显然不适宜。后来通化的同志打开了一个日本人的仓库，让我俩挑两套西装换上。谁知曰本人大都是小个子，我挑来挑去也找不到一套合身的，最后只好勉强挑了一件黑色上衣和一条灰色长裤，虽不配套，也只好凑合了。那时去朝鲜既不需要签证也没有护照，但因集安通朝鲜的鸭绿江大桥还由苏联红军把守，我们到集安后，就让县上开了证明，并派一位翻译送我们过去。谁知到了桥边，几经交涉，守桥的苏联红军战士就是不放行。最后还是翻译有经验，他说，苏联人喜欢喝酒，你们只要给他们几瓶酒，保准能过。于是我们就在当地搞了几瓶通化葡萄酒再去交涉，没想到还真管用，守桥的红军看到酒，一个个笑逐颜开，马上挥手放行。就这样，几瓶葡萄酒竟成了我第一次出国的通行证。过了鸭绿江，就是朝鲜的满浦。从那里到达江界时，恰好遇上了崔庸健同志。崔庸健是金日成的老战玲友，又是朝鲜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。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，就要我们跟他一道走。就这样，我们很顺利地进入平壤。当时的平壤，就城市规模来说，只不过相当于我国东北一个稍大些的中等城市。没有多少高大建筑物，但街道却古色古香。街头到处张贴着土地改革和反对美帝侵略的标语，洋溢着一种革命的激情。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座日本人开的旅馆里，服务员全是日本女招待。那时候曰本人在朝鲜正在分批撤退，剩下的一些人像难民一样，终日人心下惶惶。满街都是即将撤走的日本人的家属在拍卖东西。我住的旅馆里，曰本人也无不低声下气，服务员送饭送水时全是双膝跪着，把托盘举过头顶，弄得我们心里很不自在。那时朝鲜百废待兴，金日成同志工作十分繁忙。他梗带话给我，让我先休息一下，顺便了解些朝鲜的情况。当时朝鲜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，而我党在东北的土改还未开始，我便想多了解点这方面的情况，以便做一个参照。于是，在宣传部门和报社同志的帮助下，我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，集二中精力采访了朝鲜的土改运动。我访问了朝鲜的农业部、土改指导委员会等政府机关，收集了有关土改的政策和条例，同时也深入调查了旧社会的地主、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和农民的贫困状况，记录了不少农民的反映。通过这些采访，我深深体会到：在长期殖民主义压榨下，朝鲜农民那悲惨的命运，深重的苦难，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而他们那淳朴善良的心灵，坚韧不拔的性格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，特别是看到农民为渴望得到土地，要求实行土改而写的一封封血书，更引起我深深的震撼。十几天的时间里，我接触了大量的材料，并做了不少笔记。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次机会来了解朝鲜的历史和农民。由于这次难得的访问，我对这个英勇勤劳的民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金日成同志接见我足在一天的晚上，他让我到他家里做客。当时他住着三间平房，一个小院，既无警卫员，也无服务员，生活极为简朴。在那间会客室兼餐厅的房子里，金曰成同志用流利的汉语，向我着重介绍了杨靖宇英勇牺牲的经过。为了让我能把握住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还谈到了抗联的组成和历史，谈到，·了中朝两国抗日游击队患难与共、并肩作战的情况。从他的讲述中，我第一次知道，杨靖宇牺牲前，身边的警卫员中有两位是朝鲜同志，他们和杨靖宇一起壮烈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。谈话中，金日成同志还深情地说：。在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，我最佩服的是杨靖宇和周保中同志，他们不但是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，应该好好宣传。。我们从晚上七八点钟，一直谈到子夜时分。因为太晚了，金日成同志让我在他家里留宿。那天，只有他的祖母在家。这位慈祥的老人待我非常亲切，她给我送来被子，亲自在会客室里为我铺好了床。第二天清晨，金曰成同志和我共进早餐时，我清楚地记待，老狙母端来一大盘煮熟的鸡蛋，一碟盐，一再劝我多吃点，甚至还亲自为我剥去蛋壳，把几个大鸡蛋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……早饭后，我向金日成同志辞行，他告诉我，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攻东北根据地，南满已经很紧张，中共东北局开始向北转移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就在我离开国内短短的日子里，东北形势发生了激变。他口U我还按来时的原路先回通化，然后再打听东北局的消息。他又说：。我已经让人给你买好了车票，你再带点钱，以便路上应急。。作为朝鲜劳动党的中央主席，为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中国记者考虑得这么周全，确实令我非常感动，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片深情。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金曰成同志和朝鲜新闻界的同行，我和骆风又沿着来路踏上了回国的行程。抵达通化时，有关同志列车走走停停。人们不得不好多次从车上下来，分散隐藏在庄稼地里。有一次，一颗炸弹呼啸着冲我们飞来，但在落地时，却击中了我们前面那节车厢，那情形，至今想起来都很后怕。在哈尔滨稍事休息后，我找到凯丰同志，准备汇报朝鲜之行的情况，但他一见我就说：。现在又有了新任务，需要你带上一个电台，马上赶到东满去，跟着那里的主力部队做好随军报道工作。·这一决定对我来说既突然又意外，但在当时那种战争环境下，情况瞬息万变，作为记者，就是要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，根本就没有考虑的余地。接受任务后，我即办完一切必要的手续，带着一个报务员、两个马达员，还有一个电台，匆匆上了东去的火车。没想到快到对我们迟，因，口穆青(酋搏右一)与朝鲜新闻吉林时，敌人炸断了为形势变化，界同行合影铁路桥，火车无法前东北局已经搬到长春。此时，因为通化方面的挽留，骆风决定留下来筹办(通化日报)，我只有独自一人北上。当时东北全境形势已非常紧张，交通经常受阻，一路上我几经辗转，好不容易才到了长春。刚刚抵达长春，还没来得及向领导汇报，我就接到东北局的紧急通知，说四平阻击战正打得激烈，要我和刘白羽火速赶往前线参加报道。于是，我又换上一身军装，随时准备出发。谁知第二天一早，又接到通知，说我军已经从四平撤退，让我们不要再去四平，马上跟着《东北日报)撤向哈尔滨。我随着报社由长春向哈尔滨撤退时，一路上不停地遭遇敌机轰炸，进，我们被困在路上好几天，进退两难，后来请示领导，只好让我们又撤回了哈尔滨。经过这样几番折腾后，我又回到报社待命，这样终于有时间来写稿子了。我决定先着手整理朝鲜土地改革的材料，打算完成了这篇稿子以后再写杨靖宇，谁知我花了很多时间，写成的长达两万多字的朝鲜土改报告，送给东北局审阅时，竟遭到彻底的否定。凯丰同志对我说，他和其他领导都仔细看了稿子，但考虑到朝鲜和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，做法也不会一样，所以，这篇稿子目前不宜公开发表。当时，尽管我知道组织上的决定是对的，但想想自己为之投入的精力，还是觉得非2001，9

文章来源：《通化师范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thsf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111/473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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